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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夫卡与茶疗

  1923年,卡夫卡寓居柏林,直面欧洲通货膨胀之冬,也是自己生命之冬。倚仗一小笔退休金和“锻造坊”出版社提供的一小笔稿酬,卡夫卡过着贫困、清苦的生活。这使他千艰万难获得的自立性灰飞烟灭。卡夫卡得悉妹妹奥特拉是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,就将地址寄去了,该联合会把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。卡夫卡评论其中一个包裹:“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,严肃得要死,没有一小块巧克力、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[的]微笑,它好像在说,现在靠这些麦糁儿、大米、面粉、糖、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,然后死去,就像注定的那样,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。”(《卡夫卡传》,马克斯·勃罗德著,叶廷芳、黎奇译,下同)

  卡夫卡似乎有先见之明,悲观绝望,静候死亡。巧克力和苹果是西方社会优渥生活的必需品,也是卡夫卡最喜爱吃的东西,而此时它们成为匮乏物资。包裹仅为卡夫卡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六种食品,其中的茶叶尽管微不足道,但是不容小觑。事实上,损毁卡夫卡健康的除了苦难,还有疾病,而治疗疾病的一剂隐秘药方便是茶疗。长期以来,人们鲜少注意到茶疗对于卡夫卡的身心健康的作用。卡夫卡收到包裹之后,马克斯·勃罗德记载了一个细节:“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,但又康复了。”(《卡夫卡传》)这里的高烧和康复之间并无任何医疗介入,恰是一个自然痊愈的过程,其中也有回光返照之意。由此可以肯定,卡夫卡与茶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  卡夫卡一度相信茶疗对于某些疾病的治愈作用。卡夫卡长期熬夜写作,白天又饱受噪音折磨,睡眠对他而言弥足珍贵,而睡眠安好几乎没有可能性。医生也断言卡夫卡的睡眠尚有欠缺,并给出了茶疗的建议。卡夫卡对此深信不疑,致信妹妹奥特拉:“越是睡不着觉,睡觉就越重要。肉食和疗养院对睡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我昨天去找过大夫,他认为我的肺脏很好,也就是说,他认为肺部无碍。他也没有反对素食,给我提了一些有关饮食和用缬草茶治疗失眠(不是失眠,而是常常惊醒)的建议。我身边没有缬草茶。另外,这是个体贴人的好医生,从布拉格来的约瑟夫·科恩大夫。”(《致奥特拉》,《卡夫卡全集》,叶廷芳主编,下同)这是1920年,卡夫卡因失眠历经各种疗法而失败,整个人精疲力竭。在身体器官完好的情况下,卡夫卡不得不遵从医嘱和转向茶疗。卡夫卡称赞约瑟夫·科恩大夫“体贴”“好医生”,很大程度上是对茶疗的急迫渴望和求愈心切,原因竟然是卡夫卡身边没有缬草茶。

  茶疗的治愈作用仿佛具有神奇的惯性力量,卡夫卡持续将它推向前。1921年12月,卡夫卡致信罗伯特·克罗普施托克:“我连阅读的时间与气力都没有。曾有几日不发烧,而现在体温又上升了。医生只给我开了药茶。他的话假使我未理解错,那么,这茶当含有硅酸。而且医生说,他曾在某处(但愿不是在幽默杂志上)读到过,硅酸能促进创伤愈合。您或许也可试试这茶。如果我上楼去我的住所,我就为您抄下处方。”(《致罗伯特·克罗普施托克》)这一次,卡夫卡简直视茶疗为珍宝,在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,只开了药茶,相信茶中的硅酸能治愈创伤,并且把它作为“处方”推荐给罗伯特·克罗普施托克,甚是大胆而自信。可见,卡夫卡在生命的晚期已经与茶疗紧密相联,试图抓住挽救健康与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  当然必须意识到,卡夫卡无论在身体健康,还是在身体患病之际,总体上与茶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换言之,卡夫卡身体健康的时候,怀疑喝茶有副作用;卡夫卡身体患病的时候,怀疑喝茶有正作用。这样,卡夫卡在二律背反的语境中,不停挣扎和反复言说茶疗的两极,沉浸其中欲罢不能。

  1913年,卡夫卡和女友菲莉斯掀起了一场关于茶疗的争论,然而他试图牢牢掌握主动权。卡夫卡竭力阻止菲莉斯喝茶,宣称茶的刺激作用有害健康生活:“茶对你身体有益吗?它不使你兴奋吗?你居然每天晚上喝这种让人兴奋的饮料!我从不想吃喝那些饭菜饮料,迫不得已时也只好为之,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们所想。我宁愿吃这些东西。”(《致菲莉斯情书》)卡夫卡使用反问句和感叹句否定喝茶的益处,紧接着声明自己爱吃高热量的食物以获取快感,包括各种肉类、德国啤酒以及像水老鼠一样的犹太香肠。卡夫卡恳切希望菲莉斯也遵从自己的饮食,甚至要求她以喝牛奶代替喝茶。

  不管菲莉斯如何为自己的饮食辩护,卡夫卡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反驳。卡夫卡又致信菲莉斯:“如果说我出于对你极大的爱愿意你吃香肠、肉片和类似食品,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改革既不美、不好也无益,我却不喜欢你喝这么多茶,特别是有规律地喝茶。但你像所有对毒药习以为常的人一样为此辩护:你说,茶根本不浓,很容易忍受,你母亲交给你此信并称咱们的通信毁了你时,你可能也这样回答她。你没有低估茶的效力?”(《致菲莉斯情书》)卡夫卡在其他食物方面做出让步,唯独对于喝茶不甘妥协,连篇累牍地说教,甚至把喝茶比作喝“毒药”,并拿菲莉斯争取爱情自由的意志类比她喝茶的坚定决心,最后又以一个反问句企图警醒她对于茶的认知能力欠缺。卡夫卡驳斥菲莉斯的措辞激烈而犀利,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,一切以说服女友放弃喝茶的任务为中心。

  不过几天以后,卡夫卡主动向菲莉斯示弱、妥协,事件缘于他突发重感冒。在这封信中,卡夫卡开门见山承认错误:“我终于和别人一样经常患感冒了,这大概也属于去年夏天以来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列。我感冒了,不知什么原因,尽管我的皮肤经过千锤百炼。难道最终是因为我没喝热茶,那种我认为(现在由于感冒,我的意见不再有分量了)我最亲爱的人喝了易兴奋的饮料?”(《致菲莉斯情书》)卡夫卡传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:自己“千锤百炼”的身体很好;喝热茶有益身体健康;没有茶疗,身体健康沦为空谈。这个时候,卡夫卡认同了菲莉斯的生活理念,从而有意让茶疗参与了自己的生命历程。

  在喝茶有益身体健康的问题上,卡夫卡确实思想落伍了。西方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,就看到了茶疗纯天然、无公害的特征。利玛窦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,发现喝茶有益健康的确凿证据:“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,并且总是趁热喝。它的味道不很好,略带苦涩、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。”“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,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,直到七、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。”(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,利玛窦、金尼阁著,何高济、王遵仲、李申译)喝茶苦口但利病,热饮益健康,这使得中国人不仅寿命长于西方人,而且保持了良好体力。喝茶的健康疗效由此可见一斑。卡夫卡的寿命仅为41岁,而菲莉斯的寿命长达73岁,也许和茶疗的作用有关。

  卡夫卡对茶疗的认知态度是自相矛盾、左右摇摆、陷于两难窘境的。前文讲到,卡夫卡赞美“好医生”约瑟夫·科恩向自己推荐使用缬草茶治疗失眠的建议,末了又一声叹息身边没有缬草茶。孰料半个月之后,卡夫卡获取了缬草茶,却又消极抵触,并不专心致志地进行茶疗。“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现象,近日来又严重出现了。你从中可以设想,我为了与之斗争而几乎徒劳地一会儿喝啤酒、一会儿喝缬草茶,现在面前摆着安眠药。”(《致奥特拉》)啤酒和缬草茶本是相克的疗法,而安眠药的加入更是雪上加霜。

  卡夫卡对茶疗的暧昧态度,其实早有端倪。1914年2月11日,卡夫卡致信格蕾特·勃洛赫——她与菲莉斯在喝茶态度上如出一辙——羡慕对方超好的睡眠状态:“我很羡慕您的嗜眠症。星期天下午在那昏暗的房间内,您该怎样屈服于它的诱惑力啊!假如我能这样就好了!假如睡眠能以某种方式光顾我就好了!牙疼的时候,由于它使我的头脑变得迟钝(疼痛本身已经消失,假如我早知道有甘菊茶,我早就喝了,但人们不能劝我服药),我睡得很少,这两天则几乎不能入睡。”(《致格蕾特·勃洛赫》)卡夫卡饱受失眠以及随之而来牙疼的摧残,天真地以为通过喝茶就能达到减缓痛苦的目的,又固执地抗议人们劝服自己吃药。卡夫卡像个孩子一样大诉其苦,一连串的感叹号流露出情感的饱满和渴求。

  卡夫卡打出的感情牌,使得观念和茶疗之间的相互沟通很不完美与和谐。其实,卡夫卡醉翁之意不在酒,虚晃一枪,投出的是爱情橄榄枝。卡夫卡幻想和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·勃洛赫谈恋爱,喝茶不过是他用来治疗相思病的借口和谋略。故而,当真正的缬草茶被格蕾特·勃洛赫摆在他面前的时候,卡夫卡免不了玩弄“草蛇灰线”“柳藏鹦鹉”的语言游戏。1914年5月21日,卡夫卡致信格蕾特·勃洛赫,提笔即写道:“我不需要喝缬草煮的水,格蕾特小姐,不要。”卡夫卡接着强调自然愈合法的基本思想,又哭诉面对失眠痛苦和喝茶疗法的无能为力,左右为难。“事情既已如此,只好默默忍受,但有意识地去喝缬草水,且喝时还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还剩多少,一方面希望能马上喝光,另一方面盼望它能有些疗效,这样则太残酷了,我可不是因为身体里缺乏缬草茶而睡不好的,我失眠的原因有许许多多,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。”(《致格蕾特·勃洛赫》)这是唯一的一次表述,卡夫卡干脆利索地将茶疗从治疗方案中彻底否定掉,因为它只与因爱不得的“孤枕难眠”息息相关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卡夫卡在疾病范畴内安排了罕见的“茶和苹果”并置意象。卡夫卡给生病的密伦娜写信——对方深受失眠或肺病的肆扰,反复提及“茶和苹果”。“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,如:一文不名——茶和苹果——每天从2点到8点。这是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,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。”“眼前并不总是放着‘茶和苹果’(尽管经常如此)。”(《致密伦娜情书》)卡夫卡对“茶和苹果”的敏感,其实是对东方和西方两种饮食和疗养文化的差异对待,对前者的质疑和对后者的信任总是缠绕在一起。在小说《诉讼》中,主人公K.身体健康欠佳,卡夫卡为他设置了吃苹果的场景描写。“吃完苹果,他觉得好受多了,心里充满了自信。”(《诉讼》)卡夫卡却是从来没有为喝茶设置如此赏心悦目的描写,而且恰恰相反,在茶疗出现的地方,卡夫卡喜爱让苹果、咖啡、啤酒,甚至是药物参与进来,达到破坏效果和氛围的目的。卡夫卡不能理解密伦娜长期将“茶和苹果”相提并论,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,个中寓意一目了然。

  毫无疑问,茶疗的本质不是快速消除疾病,准确阻止疼痛在敏感的人体器官上蔓延。喝茶从东方到西方之所以广为流行,不是“处方”本身有普遍效力,而是因为它的作用位于人体运作最普遍的形态之中。茶疗获得了自然与人工的某种平衡结果:一方面是它偶然降临到药剂身上的自然属性,另一方面是它涉入人体运作最普遍作用的效力。这样的折衷符合茶疗最理想的医学思想。卡夫卡犯了一个观念上的错误,想当然认为茶疗可以方便快捷地包治百病。故而,当自我想象与茶疗效果不能彼此黏合,卡夫卡走向否定与肯定的两个极端。卡夫卡致信费利克斯·韦尔奇:“我不喜欢茶疗,但是也许我再也说不上有什么保健品能治疗我的肺病。只有这一个,即一件西服上衣,是这种疗养所需要的,它后面的口袋可以放个暖水瓶,但露出半截。”(《致费利克斯·韦尔奇》)卡夫卡彻底否定茶疗的同时,又怀抱欲罢不能的思想,其实也暗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肯定作用。卡夫卡运用西服和暖水瓶的类比,使得这种矛盾的心理仍然不断地衍生出长段过程。

  卡夫卡将茶疗的隐喻与象征色彩写进了小说,有意与现实生活互相映照,二者形成复合关系。一方面,卡夫卡否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。在小说《城堡》中,主人公K.随时携带“定神饮料”,用于防治身体不适。然而阅尽人生浩劫之后,K.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:“他那副寒碜相并不是感冒引起的,而是天生的,喝什么健身茶都治不了。”(《城堡》)尽管K.喝了不计其数的健身茶,但是劳累、疲乏、打盹、睡觉仍然构成了生命常态。这对于身负进入城堡重任的人而言,无疑极具消解和讽刺意义。

  另一方面,卡夫卡又肯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。在小说《回忆卡尔达铁路》中,“我”罹患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“狼咳”的不治之症。令人惊讶的是,“我”原本等待血管爆裂而死,却也因为茶疗而迎来了转机。“……没过多少天,咳嗽便不见了,那是一种茶医好了这种咳嗽,那位火车司机答应给我带这种茶来,但他向我解释,我必须在咳嗽开始后第八天才饮用这种茶,否则它就没有效。”果不其然,茶疗让“我”获得轻松、缓和,咳嗽逐渐减弱、消失。

  总而言之,卡夫卡对茶疗的态度不断地摇摆。茶疗,可以说是卡夫卡用于调度短暂的人生姿态的一种措施。开始,茶疗在卡夫卡那里并不完全具有用武之地,卡夫卡对茶疗的戒备不曾真正地烟消云散,反而旷日持久地深涉不理解之中。卡夫卡对茶疗的排斥、猜忌、纠结,直至末年的松懈、妥协、屈服,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长期斗争和对话。后来,斗争受到了拆解,对话得到了谅解,茶疗一跃变为卡夫卡生命的基本结构和人生的组成部分。在这个长久的对抗之后,茶疗终于被卡夫卡名正言顺写进话语的本源了。